第416章 立法推动小组的组建 (第2/2页)
不是以受害者的主观感受为依据。她认为，行为主义的定义更加客观，更容易在司法实践中操作。陈墨则主张采用“结果主义”的定义方式，以受害者的自主权受损程度作为认定标准。她认为，结果主义的定义更能体现情感操纵的本质——对他人自主权的侵犯。
两人争论了整整三天，最终达成了一种折中方案——采用“行为+结果”的双重认定标准。即，既要考察操纵者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的操纵手段，又要考察受害者的自主权是否受到实质性损害。只有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，才能认定为情感操纵。
五、案例的支撑
在起草具体条款的过程中，顾清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她利用顾怀山留下的案例分析资料，为每一个条款提供了具体的案例支撑。比如，在定义“情感勒索”行为时，她提供了数十个典型的案例，展示了情感勒索的各种表现形式——从“如果你离开我，我就自杀”到“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把你的秘密说出去”。这些案例，让条款的内容更加具体、更具操作性。
“这些案例，是我父亲留下的罪恶记录。”顾清欢在小组会议上说，“但现在，它们成为了正义的武器。这让我感到，我父亲留下的东西，不全是坏的。”
六、技术的考量
影子在草案起草·过程中，主要负责技术层面的考量。
他提出，情感操纵的认定，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证据形式——如聊天记录、转账记录等。在数字时代，情感操纵往往发生在虚拟空间中，证据容易被销毁或隐藏。因此，草案中应当引入“技术辅助认定”的机制，允许司法机关在必要时，委托专业机构进行技术鉴定。
“我们的预警系统，已经具备了识别情感操纵行为的技术能力。”影子说，“这种技术能力，可以转化为法庭上的鉴定证据。当然，这需要法律上的授权和规范。”
七、伦理的底线
陈墨在草案起草·过程中，始终坚守伦理的底线。
她提出，草案中必须明确规定，情感操纵的认定，不能以受害者的“完美表现”为前提。受害者可能在操纵过程中表现出矛盾的行为——既依赖操纵者，又怨恨操纵者；既想逃离，又舍不得。这些矛盾行为，不能被用来质疑受害者的可信度。
“情感操纵的本质，是剥夺受害者的自主权。”陈墨说，“被剥夺了自主权的人，行为必然是矛盾的。我们不能用正常人的标准，来要求他们。”
八、草案的初稿
经过近两个月的工作，立法推动小组完成了草案的初稿。
初稿的篇幅，超过了一百页，涵盖了七章六十八条内容。每一条内容，都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修改，力求严谨和完备。寒晓东在初稿完成的当天，召开了一次小型庆祝会。
“这只是第一步。”寒晓东在庆祝会上说，“草案的初稿，就像一粒种子。接下来，我们需要让它生根发芽，长成一棵大树。”
他举起茶杯，以茶代酒：“为了情感安全，为了千千万万的潜在受害者。”
五个人举起茶杯，轻轻碰在了一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