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八章 米粮危机 (第1/2页)
1871年初夏，巴达维亚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铜锅，闷得让人喘不上气。
张振勋坐在账房里，面前摊着一本账簿，手里攥着一支秃了尖的毛笔，已经很久没有落墨了。账面上的数字他翻来覆去看了三遍，每一遍得出的结论都一样——温记粮行的库存大米只剩不到三百担，而距离下一批暹罗米到港，至少还要四十天。
他放下笔，揉了揉太阳穴，站起来走到门口。
街上的情形跟前些日子不太一样了。往常这时候，正是米店最热闹的时辰，来买米的主妇、替东家跑腿的伙计，排着队在门口等着称米。可这些天，来的人少了，就算来了，手里攥着的钱也比以前少了，称米的分量也减了——以前一次买十斤的，现在只买三斤；以前买白米的，现在改买糙米。
打仗了。荷印殖民政府跟爪哇中部的苏丹国开战，消息是半个月前传过来的。据说苏丹的军队已经打到了三宝垄附近，荷兰人正在从各个殖民地调兵，爪哇岛上的粮食运输线几乎全断了。巴达维亚城里，米价一天一个样，前天涨两成，昨天涨三成，今天又涨了一成半。
张振勋站在门槛上，看着街对面那个卖椰浆饭的老太太收摊，扁担上挑着的两只木桶空空的，比往日早收了一个多时辰。她路过米店门口的时候，张振勋跟她打了个招呼。
“阿婆，今天的饭卖得快？“
“快啥快，“老太太用围裙擦了把脸上的汗，“米太贵了，我煮一锅饭的成本比以前多了一半，卖价又不敢涨太多，卖一碗亏一碗。再这样下去，我这摊子也摆不成了。“
老太太走远了。张振勋站在门口，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，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。他转身回了账房，重新翻开账簿，把那一行行的数字又看了一遍，这一次看得更慢，每一个数都在脑子里过了三遍。
温记粮行的库存不多，这既是坏事，也是好事。好事是，一旦米价继续涨，手上的三百担米就是三百担现钱。坏事是，这三百担米卖完了，下一批货还不知道在哪里。
他正在盘算，前头店堂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张振勋放下账本走出去，看见几个穿着荷兰殖民政府制服的人正站在店堂里，为首的是个矮胖的荷兰人，戴着一顶白色遮阳帽，腰间挎着一把佩剑，手里拿着一叠盖了红印章的纸。
“谁是店主？“那荷兰人的官话说得磕磕巴巴，但语气不小。
张振勋走上前去拱了拱手：“我是。请问阁下是——“
“我是巴达维亚总督府物资征用处的范德赫姆。“那荷兰人把手里那叠纸往柜台上一拍，“总督府命令，征用城内所有米商的现有库存，充作军粮。这是征用令。你的库存有多少？立刻报数。“
张振勋的目光落在那张纸上。纸的上方印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徽章，下面是一行行的荷兰文，他认出了其中几个词——“征用“、“军粮“、“限期三日“。他又看了看纸的右下角，那里盖着总督府的大印，红通通的，像一只睁着的眼睛。
“范德赫姆先生，“他说，语调不紧不慢，“温记粮行现有库存大米二百八十担。按总督府的征用令，是要全部征走吗？“
“全部。“范德赫姆板着脸说，“这是总督的命令。大米用于前线军队，战争结束后，总督府会按市价给你们结算。“
“按市价结算？“张振勋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，“什么市价？现在的市价，还是战争结束后的市价？“
范德赫姆皱了皱眉：“当然是战争结束后的市价。这是规矩。“
“规矩。“张振勋把这两个字重复了一遍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心里却像被一根针扎了一下。他明白了——所谓“征用“，就是把米白拿走，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一张不知道有多少钱的“借条“。等战争结束，米价早不知道跌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到时候结算的是战后的市价，跟他这批米现在的价值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他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“范德赫姆先生，总督府的命令我们自然遵从。不过，二百八十担米要清点、装袋、搬运，需要些时间。能不能宽限两天？后天一早，我把米备好，你们来拉。“
范德赫姆看了他一会儿，点了点头：“后天上午，我派人来取。“他又补了一句，“别想着藏，被查出来，不是征用那么简单。“
“不敢不敢。“张振勋拱了拱手，把他送出了门。
等那顶白色遮阳帽消失在街角，张振勋把店门关上了。他回到账房，坐下来，拿了一支新的炭条，在包货纸上开始写写画画。他画的是巴达维亚周边的地图——城北是码头，城南有大片的村落，那些村落里住着爪哇土著，种水稻、种椰子、种各种热带作物。
他忽然想起一件事。几年前，温老板带他去城南的一个村落收过一笔陈年旧账。那村落的头人跟温老板有旧交，村里种的水稻除了自己吃，还有一些余粮。当时温老板还说过一句：“这些土著的村子，别看他们穷，粮食自给自足。要是城里断了粮，他们反倒是最有粮的地方。“
张振勋把炭条在纸面上顿了顿。他抬起头来，朝窗外望去。巴达维亚午后的阳光正烈，把街面上的青石板晒得发白，腾起一层热浪。远处隐约有炮声，闷闷的，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。
他放下炭条，站起来，出了门。
张振勋花了两天时间，跑遍了巴达维亚城南的六个土著村落。他骑着一匹租来的矮脚马，穿梭在椰子林和稻田之间，后脖颈晒脱了一层皮，嘴唇干得裂了口子。
第一个村子的人根本不让他进。村口的几个年轻人横着长矛拦住了路，用马来话朝他嚷嚷。他拿出在马车上准备好的几包盐和几块肥皂递过去，又用这两年学的马来话跟他们解释，说自己是城里的米商，想跟头人谈笔生意。那几个年轻人看了盐和肥皂，态度缓和了一些，其中一个跑进去通报。过了约莫半个时辰，他被带进了村里。
村头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，瘦得像一截竹子，但腰板挺直，眼神锐利。他坐在竹棚底下，面前摆着一碗棕榈酒，也不请张振勋喝，只是上下打量着他。
“你是汉人。“老者用口音浓重的马来话说，“汉人来我们村子，不是收租就是收债。你要做什么？“
张振勋在老者对面盘腿坐下，把一袋东西放在两人中间，解开袋口。里面是白花花的大米，成色上等，是他在城里特意带上的。
“老伯，我不是来收租的，也不是来收债的。“他说，“我是来买米的。城里打仗了，米价一天一个样。我知道你们村里自己种水稻，有多余的粮食。我想买。价格比官价高两成，现钱结，不赊账。“
老者低头看了看那袋米，伸手捏了一撮，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，又放回袋里。他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端起那碗棕榈酒慢慢地喝了半碗，然后把碗放下，抬起眼看着张振勋。
“你怎么知道我们有多余的粮食？“
“我猜的。“张振勋坦诚地说，“你们自己种地，不靠城里运粮。城里的米价涨多高，跟你们没关系。多余的粮食放在谷仓里，卖不卖都是放着。与其放着，不如换些现钱，买盐、买布、买农具。“
老者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用爪哇话跟旁边站着的几个年轻人说了几句什么，那几个年轻人听了，看了看张振勋，又互相看了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过了约莫一炷香的工夫，他们回来了，每个人肩上扛着一只麻袋。他们把麻袋放在地上，解开系口——里面是稻谷，饱满的谷粒在阳光下泛着金黄的光。
“我们有三百担。“老者说，“你出什么价？“
张振勋在心里飞快地算了一笔账。三百担，比城里高出两成的价收，再在城里按市价往外卖，中间至少有四成的利差。更何况，有了这三百担，他在被征用之后手里还有牌。
“按现在城里市价的七成五收，“他说，“市价每天在涨，今天是七成五，明天可能是七成。你们越早卖，越划算。“
老者又看了他一会儿，慢慢地点了点头。
“成交。“
张振勋从马背上拿下一只布袋子，里面是他带来的现钱——银元、铜钱，还有几小块碎银子。他当着老者的面过数，一五一十，清清楚楚。老者看着那些银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枯瘦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意。
临走的时候，老者送他到村口，忽然说了一句：“后生，你跟我们以前见过的汉人不一样。别人来买粮，恨不得把价压到土里去。你给得痛快，算得也清楚。往后有生意，还可以来。“
张振勋翻身上马，朝老者拱了拱手。
随后，米店的伙计拉了马队过来装米。张振勋看着马队背上沉甸甸的麻袋，三百担稻谷换来的，不只是粮食，还有一条今后可以走的路。
他花了三天时间，把六个村子跑了个遍。有的村子存粮多些，有的少些，加起来一共收了一千二百多担——够他应付官府的征用，还有富余。
三天后的上午，范德赫姆的人来了。张振勋把二百八十担大米一袋一袋地搬上马车，当着来人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，还让账房先生写了一式两份的收据，上面注明了“征用大米二百八十担，待战后按战时市价结算“。范德赫姆的人看了收据，确认无误，签了字，把其中一份留给了张振勋。
张振勋把那张盖了章、签了字的收据收进账房的铁皮箱里，锁好。然后他从后院搬出那批新收的稻谷，让伙计们连夜舂米、装袋，第二天一早摆上了店堂。
那天下午，“温记粮行新到白米，价平量足“的消息就在华人区传开了。街坊邻居们纷纷提着布袋来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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