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0579章 南昌城下识危局 一封密函辨忠奸 (第1/2页)
南昌城是二月里打下来的。
沈砚之的部队从赣西一路东进，在丰城和樟树打了两场硬仗，孙传芳的守军望风而逃，南昌城里的商会连夜派人出城送信，说“贵军进城，商民不扰，茶水已备”。沈砚之看完信搁在桌上，跟参谋长周怀远说了一句：“备什么茶水，备粮就行。当兵的吃饱了不闹事，比十缸茶水都管用。”
进城那天是正月十八，天阴着，没下雨，街上铺子关了大半，零星有几家开了门板，柜台后头探出半张脸往外瞅。沈砚之骑着马从章江门进来，沿途没搞什么入城式，就带了一个警卫排，步兵都在城外驻扎。老百姓看这队伍不敲锣不打鼓，当兵的也不挨家挨户要东西，胆子大的开了门出来看，胆子小的把门板又关上了。
到了城防司令部旧址，沈砚之下马进去，参谋人员已经把桌椅板凳擦出来了，墙上挂起赣中一带的军事地图。他站在地图前面看了不到五分钟，周怀远推门进来，手里捏着一封电报。
“总指挥，南京那边来电，何应钦、白崇禧他们已经过了芜湖，正向当涂推进。总部命令我们部沿南浔铁路北上，配合东路军夹击孙传芳残部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接过来看了两遍，问了一句：“总部还说什么了？”
周怀远犹豫了一下：“总部还问——我们部在南昌休整期间，有没有‘越轨行为’。”
“什么叫越轨行为？”
“电报原话是‘有无擅自委任地方官吏、擅自截留税款、擅自收编地方武装等情事’。”
沈砚之把电报往桌上一搁，没发火，但手指头在桌面上敲了两下。这两下敲得轻，但周怀远跟他跟了快十年，知道这两下是什么意思。
“南昌城是我沈砚之打下来的，打下来之后城里粮仓被乱兵抢了三天，孙传芳的人跑了没人管，商会自己凑了维持会出来发粮食。我不委任地方官，维持会的人跑了谁管？税款截留更是扯淡——进城第二天我就把税务局封了，账册全交到总部财经委员会的人手里，他们自己还没来接收，倒先问起我截没截留。”
“那总部的意思——”
“总部的意思不是问我们有没有干这些事，是有人提醒总部要盯着我们这支‘杂牌军’。”沈砚之把电报折起来塞进抽屉，“回电，就说南昌已克，守军残部向鄱阳湖方向溃退，我部拟休整三日后沿南浔线北上。别的不用多说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要走，沈砚之又把他叫住了：“怀远，你顺便打听一件事——总部里最近谁在管‘军纪督察’这一摊？”
“听说是王柏龄。”
“王柏龄。”沈砚之把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王柏龄是蒋介石的亲信，北伐军总司令部里的实权人物之一，管军纪督察，说白了就是替蒋盯着各路杂牌部队的“眼线”。沈砚之的部队编入国民革命军的时候授的是“暂编第十九师”的番号，师长是他自己，但归东路军指挥，东路军的总指挥是何应钦，何应钦跟蒋的关系又近得很。
“怀远，你去查一查，王柏龄最近有没有派人到南昌来。查到了别打草惊蛇，先摸清来的是谁，住哪，跟什么人接触。”
周怀远领命出去了。
沈砚之一个人在屋里站了一会儿，把地图重新看了一遍。南浔铁路从南昌到九江，是赣北的交通动脉，孙传芳的部队在九江还留着不少兵力，据可靠情报，有四个师番号的残部退到了九江外围的姑塘和湖口一带。总部命令他沿南浔线北上，明面上是配合东路军夹击孙传芳，实际上还有一层用意——把孙传芳从九江赶过长江去，把赣北全部拿下，好让蒋的嫡系部队从江西腾出手来东进浙江。
这本身没什么问题，北伐打孙传芳是既定方略，沈砚之没打算挑刺。但电报里那句“越轨行为”让他心里不太踏实。北伐军从广东出发的时候，各部队的粮饷都是总部统一拨付，弹药也是按基数配给。但打到了江西境内，部队扩编快，新兵多，总部的补给跟不上，很多部队就地筹粮、就地收编地方武装，这是明摆着的事，谁也没比谁干净。王柏龄偏偏这个时候盯着他这支“暂编”部队，要说背后没人授意，他是不信的。
第二天下午，周怀远来回话，说查到了：王柏龄确实派了个人到南昌来，姓龚，叫龚伯循，挂的职是“总司令部军纪督察组第三组组长”，三天前到的，住在城东一家叫“青云客栈”的地方，包了一个小院。这个人到了南昌之后没找沈砚之的部队，也没去城防司令部，先找了南昌商会的几个头面人物吃饭，又找了几个原来孙传芳手底下投诚过来的地方军官喝茶。
“他找这些人干什么？”沈砚之问。
“听商会的刘会长说，龚伯循吃饭的时候问了三件事：第一，沈砚之进城之后有没有向商会摊派军饷；第二，有没有纵容士兵扰民；第三，有没有私底下委任什么人当南昌县长。”
“你怎么跟刘会长说的？”
“我没出面，让政治部的人去打听的。刘会长说，他当着龚伯循的面把咱们夸了一通，说沈总指挥进城之后秋毫无犯，商民感激。但龚伯循听完之后笑了笑，说了一句‘刘会长别光说好话，有什么就说什么，总部就是来听实话的’。”
沈砚之听完，靠在椅背上想了一会儿。龚伯循问的这三件事，每一件都能做文章——摊派军饷可以写成“擅自征敛”，纵容士兵扰民可以写成“治军不严”，委任县长可以写成“侵夺地方行政权”。三件事单独拎出来哪一件都不算大，但攒到一起往总部一递，就能凑成一条“该部在赣期间行为失当、有违军纪”的结论。结论一旦有了，下一步就是“整编”或者“调离”。
“怀远，龚伯循跟哪些投诚的军官喝了茶？”
“主要是一个叫马福堂的。马福堂原来是孙传芳部下的一个团长，在丰城被咱们俘虏的，俘虏之后表示愿意投诚，现在在城防司令部帮着维持治安。他手底下还有两百多号人，没编入咱们的战斗序列，暂时放在城防司令部名下。”
“这个马福堂跟龚伯循说了什么？”
“具体不知道，但马福堂从青云客栈出来之后，当天晚上就去找了咱们政治部的刘主任，说他‘想正式编入革命军序列，不想再挂着城防司令部的临时名义’。”
沈砚之听到这里，眉头动了一下：“马福堂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“打仗有两下子，但人滑头。在孙传芳手底下的时候就是出了名的‘三面光’，哪边硬往哪边倒。他手底下那两百多人成分也复杂，有一部分是收编的土匪。”
“先别急着给他正式番号。你跟他说，编入序列的事要报总部审批，让他先安心在城防司令部干着，等总部批下来再说。”
周怀远应了一声走了。沈砚之把抽屉里那封电报又拿出来看了一遍，然后从公文包里翻出一本硬壳笔记本，翻到其中一页，上面密密麻麻记着从北伐开始到现在，他打过的每一仗、缴获了多少枪、收编了多少人、上缴了多少、自留了多少。这本账是他从广东出发之前就养成的习惯，每一笔都有据可查，谁来查都不怕。
但账不怕查，人却怕被惦记。北伐军打到长江流域之后，各部队之间的关系微妙得很。蒋的嫡系部队要扩张，杂牌部队要收编，谁手里的兵多枪多，谁说话就硬气。他这支“暂编第十九师”从出发时的三千多人打到现在将近八千人，枪多了，人多了，在蒋的嫡系眼里，这就是一块肥肉，早晚有人要伸手。
二月二十二号，龚伯循主动找上门来了。
他是在沈砚之的临时指挥部里见的。龚伯循四十来岁，瘦高个儿，穿一身藏青呢子军服，领章上是上校衔，说话带着点湖南口音。进门先敬了个礼，态度客气得很，说“沈总指挥辛苦了，总座派我来看看部队的实际情况，有什么困难总部好帮忙解决”。
沈砚之让人上了茶，请他坐下，笑着说：“龚组长来南昌好几天了，我这边一直忙，没顾上请你吃饭，失礼得很。”
“哪里哪里，沈总指挥军务繁忙，卑职不敢打扰。”龚伯循把茶杯端起来抿了一口，“卑职这几天在南昌城里转了转，跟商会的人聊了聊，也跟几个地方上的同志谈了谈。大家都说沈总指挥治军有方，进城之后秋毫无犯，南昌商民感激得很。”
“过奖。当兵的打仗，老百姓种地，各安其位罢了。”
“不过——”龚伯循把茶杯搁下，话锋一转，“卑职也听到一些反映，说咱们部队在丰城和樟树一带收编了不少地方武装，其中有些人的底子不太干净。总座的意思是，北伐大业未成，部队扩编是好事，但收编的人要甄别，不能什么人都往队伍里塞。万一混进来几个孙传芳的奸细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吃亏的还是咱们自己。”
沈砚之听完，脸上笑容没变：“龚组长说得对，甄别的事我一直在做。丰城和樟树收编的人一共六百多，政治部已经筛过一遍，筛掉了两百多个，剩下的四百来号人都是正经农民出身，没有抽大烟的，没有当过土匪的，个个有保人。龚组长要不要我把甄别名册调出来给你过目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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